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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

 
 
 

日志

 
 

老青春新故事: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成员23年后重逢(图)  

2015-11-12 16:24:00|  分类: 洪烛,诗刊,青春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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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青春新故事: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成员23年后重逢(图) - 洪烛 - 洪烛
【时隔23年,《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成员在陶都宜兴吹响了集结号,共同参加江苏省作家协会《钟山》杂志“陶醉宜兴”笔会。左起:陈涛,阿坚,王学芯,汤养宗,蓝蓝,荣荣,班果,凌非,洪烛。没来的两人是,白连春中病,刘德吾已与世长辞。】

 回忆1992年青春诗会

      洪烛

拥有青春是美丽的,自己却意识不到这种珍贵,因为渴望的是成熟、更加成熟……只有在回忆青春的时候,才能知道它究竟有多么美丽。青春的滋味经得起反刍,在反刍中实现全部的价值。实际的青春只不过是一切的开始,直到生命结束,我们对青春的回味才可能结束。诗使我在人生中任何阶段都不孤独。当我回首青年时代,总要想起1992年,在北京卧佛寺参加的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香山脚下晨钟暮鼓的寺庙,成了我写作生涯中的标志性建筑。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发表在《朔方》上,将其戏称作“庙会”。我仍记得怎么坐地铁到苹果园,然后转乘公交车抵达卧佛寺,心情激动得就像赶一次稍纵即逝的庙会。青春诗会自创办至今已30多年了,不知道还有哪几届是在寺庙里举办的?我估计自己参加的是青春诗会中惟一的一届“庙会”。

1992年,我刚刚25岁啊,却已有了十年诗龄(自发表处女作算起)。25岁的我,大清早背着旅行包在长长的石砌台阶上走着,有一个很像侠客的黑衣人,穿一双老北京布鞋,健步如飞地超过我,径奔寺庙一隅的卧佛寺饭店而去。我猜测他也是赶“庙会”的。报到时才知道:他是37岁的阿坚。他比我要着急,因为他赶的是青春的末班车。阿坚在北京胡同里长大,又徙步行走了大半个中国,是诗人中极富有传奇色彩的旅行者。他是为写诗而热爱旅行的,还是把旅行当成了行为艺术?他在青藏高原转了一大圈,回到起点,回到故乡,赶了一次“庙会”。后来他又继续行走,走得更远,至今也没停下来。他停不下来啊。他的诗都是写在路上的。他为路而活着。青春诗会使我和阿坚相识,并密切交往。我去他西单的胡同里喝过酒。他写的《流浪西藏》《流浪新疆》《流浪内蒙》等近十本旅行记由我所在的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向市场,帮他挣了点买酒钱和买路钱。我们还合作写过一本《中国人的吃》,不仅在国内加印好几次,还被日本的青土社购买了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版全球发行。我说这点只为了证明:诗不是无用的,无能的,无价值的,以诗会友,诗人的互助还是能创造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那届诗会,年长的阿坚是班长。辅导老师是李小雨和邹静之。在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诗人心中,李小雨是诗坛的大姐。是大姐姐。而不是大姐大。因为她从来没摆过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总是像姐姐关心弟弟妹妹一样关怀着年轻诗人。其实,1992年青春诗会,小雨本人也很年轻啊,却润物细无声地照顾着每一个人,使诗会洋溢着家庭般的温暖。她那么细心,能发现每位诗人创作风格上的些微变化及时地加以肯定,或加以提醒。1992年12月《诗刊》青春诗会专辑,她和邹静之合写的《侧记》,关于我那段,直到现在我还背得出来:“ 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诗歌都是情诗,但荣荣与洪烛却从不同的侧面给爱情诗以不同的诠释……洪烛是位多方位、多角度创作的诗人。这位在茫茫都市里孤军奋战的勇士,可能由于学校与出版社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的诗便具有稳健的气质和文人式的浪漫,于工整晓畅的节奏和美的意象中融入了更具时代感的内容。鉴于现代人对爱情的把握往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的爱情诗的表露也更为复杂和迷茫。地址不详,下落不明,其模糊性给了爱情以更广阔的空间。洪烛对诗崇尚理性和操作,他的趣味性似较多地来源于书本或理念的智性,这些,构成了他的诗较浓的书卷气。熟能生巧,过熟则流,在这两者之间,洪烛似应注意把握尺度。”

我交的作业是爱情诗,组诗《失乐园》。那时候真年轻啊,短短的诗会期间一口气写出五首爱情诗。尤其在今天已很少写爱情诗甚至写不出爱情诗的自己看来,那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座火山。来自浙江宁波的女诗人荣荣,交的也是爱情诗。在讨论会上,李小雨特意把我和荣荣的爱情诗进行比较,使我们深受启发。诗会对我的影响,是我不满足于做一个爱情诗人,甚至不满足于仅仅写诗,还涉猎散文、评论、小说等其他文体进行更多方位,更多角度的创作。那届诗会,也使荣荣的诗不再局限于爱情,而面向更为广阔的生活。十年以后,她厚重而大气的诗集,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参加诗会时,我们的诗正如我们的青春,还是青涩的。那年秋天在卧佛寺,不仅我们的诗,我们的思想也开始渴望成熟,经历了北京秋风的激发,终于像樱桃沟的柿子一样红了,像香山红叶一样红了。

青春诗会是许多青年诗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一旦实现之后,马上又成为新的起点。譬如来自福建霞浦的汤养宗,这个红光满面、络腮胡子的退役水兵,写海洋抒情诗而成名,交的作业也是一组《蓝色幻像》。我当时想像不出汤养宗不写海洋诗会是什么样子。若干年后,我终于看到一个不写海洋诗的汤养宗,他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开始“反攻大陆了”,不仅写陆地上的事情,还写人心里的事情。他那一系列直面人性的现代诗,与早期的海洋诗判若两人。

蓝蓝也是这样。她从河南郑州赶来,穿蓝印花布衫,系红头绳,一副乡村女歌手的装扮。她的诗倾诉着对农村、土地、植物的细微感情,蒙着一层月光般淡淡的忧郁。我把她看作“女叶赛宁”。她后来也从乡村走向心灵,或者说不断开拓着新的边疆。

和我同住一间客房的是白连春。这个四川泸州的农民,正在四处流浪。青春诗会使他人生的旅途出现一次急转弯。他在卧佛寺感受到宁静,也感受到温暖。他爱上了北京。会议结束后不想离开北京了。我尤其记得分手那天,大家各回各的家,各自回各自来的地方,惟独白连春瘦弱的身体,背着个大旅行包,步履沉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正在想该到哪里去。难怪他神情迷茫,原来还没想好该去什么地方。

来自江苏无锡的王学芯,一位脸上总是带着笑的诗人。十八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我参加四川罗江诗歌节,有位嘉宾拦住我问还认识吗?我认出了那熟悉的微笑:“你不就是王学芯吗?”他正代表自己的城市援建四川灾区。

来自青海阿尼玛卿雪山下的班果,在青春诗会上迟到了。也难怪,他的路太远了。当这位脸庞被高原紫外线晒红的藏族小伙子,在大家期盼中终于出现在卧佛寺,每个人内心都发出欢呼:“我们的人到齐了。”2007年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又一次见到班果,还给他写了一首诗:藏族朋友班果,十五年前/和我同时参加青春诗会,在北京卧佛寺/我们唱走西口,他给我们唱青海的花儿/曲终人散,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偶尔会想:班果这些年在干什么/当酋长?保护藏羚羊?修青藏铁路?/还是继续唱歌?只是距离太远,我听不见/这次去青海,在塔尔寺碰见老朋友班果/已升任出版社老总/脸被紫外线晒得更黑,笑容一点没变/“兄弟,拥抱一下吧。”就像卧佛寺拥抱塔尔寺/什刹海拥抱青海湖,说得更浪漫点/就当诗经在拥抱格萨尔王传/都有点老了,但我们仍然是两个老小伙子/用汉语和藏语写着各自理解的诗/它们居然惊人地一致/“是啊,雪山需要翻译吗?眼神与青稞酒/需要翻译吗?那么诗同样不需要……”/“不是不需要诗,而是诗不需要翻译/也能读懂!”

那届青春诗会,阿坚是长兄,小弟弟是来自江西安义县的凌非,只有22岁,他也是大家公认的机灵鬼,写诗和说话都非常生动与敏捷。

还有浙江萧山县的陈涛,和来自浙江苍南县的刘德吾。他们带来了江南水天一色的澄澈。

尤其要写一下和李小雨共同辅导我们的另一位诗刊社老师邹静之。他后来转写《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一系列电视剧,成了红透半边天的大名人。邹静之是个奇人,多才多艺,他还是正宗的男高音。诗会聚餐,每人表演个节目,邹静之用美声唱法唱了《祝酒歌》,绝对是歌剧院水平。

卧佛寺的青春诗会不仅是庙会,还因为热爱唱歌的邹静之而变成音乐会。岂止邹静之,我们中的“歌星”还多着呢。蓝蓝的打扮像陕北女子,唱起信天游来真是原汁原味。阿坚走南闯北,采集了各地的民歌,最推崇那首《走西口》。大家晚上去附近的樱桃沟散步,一路赛歌,《走西口》被公推为本届青春诗会的“会歌”。轮到给迟到的班果接风,大家没有罚酒,只罚他唱歌,唱青海的花儿和藏歌。班果也不推辞,大展歌喉。烟和酒是不分家的,诗和歌也是不分家的。

卧佛寺饭店是当时少见的平房式星级饭店,居于卧佛寺一侧,由一座座四合院连成。白天,我们不是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而是坐在院落里的石凳子上,围着石头的圆桌,露天讨论。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谈论诗歌,真是双重的幸福。晚上,诗会就变成歌会了。大家打着手电筒,去寺庙后面爬山,在黑暗与空旷中尽可以放开嗓门,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的次数最多的还是那首《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

《走西口》为什么成为那届青春诗会的主旋律,或者说主题歌?使诗会笼罩着一种既粗犷又不无悲壮的气氛。我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诗歌的浮沉不无关系。我一直觉得1992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水岭,八十年代黄金时期的余光余热,到九十年代初才耗尽。经济大潮的浪头越来越大,作为精神制高点的诗歌在无法躲闪的物质压力面前,显现出江河日下的颓势。诗人们也普遍有一种失重感:“诗人何为?”从各自压抑的生活小圈子暂时走出来,在秋风席卷中相聚香山脚下,既为了切磋诗艺,更为了相互取暖。虽然谁都知道:温暖是暂时的,快乐是暂时的。盛宴结束,还得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面对各自的难题。所以在饮尽杯中酒之前,都想痛快地吼一吼:“哥哥你走西口……”

中国诗歌的边缘化,从1992年前后真正开始的。我们参加第十届青春诗会,就像踏上一块漂浮的大陆,或者说一块漂浮的甲板,它原本位于社会中心的,可它正在滑向边缘。我们难免会比别的船上的水手多一点晕眩。昔日香烟袅袅的神圣殿堂,正变得门可罗雀。甚至我们自己,不仅担心自己可能是倒数第几的香客,还担心自己是否可能坚持下去。1992年,不仅许多诗人背井离乡,改弦易辙,中国诗歌也该走西口了,该给自己找一条新的出路,新的活路。

如果说新世纪的诗坛又变得繁荣,甚至恢复了八十年代的辉煌,那只能证明: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走西口成功了。突围成功了。它在走西口中保留了火种。

对于我个人同样如此。在1992年的青春诗会之后,我一度远离诗歌,转写散文与畅销书,积累实力,抵御严寒。我也是在走西口啊。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的。新世纪使枯木逢春。我果然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给缪斯女神献上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战利品。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诗坛上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归来者。走西口的归来者。

归来的时候,青春已不在了,可诗歌还在。还在等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回来。就像当年,它也曾目送我们,一个又一个离家出走。归来的时候,诗人老了,可诗歌还是那么年轻。

汤养宗的博客

《乙未立冬,在陶都与第十届青春诗会诸兄弟相聚》

      汤养宗

当年的十一把陶器,暗暗在哭

两件不在,一件是黑暗中的碎片

当年出现,我们都是火致的

结果,后来的光阴,已不知都经历了什么

龟裂缘于亲密的磕碰?变形的

知道你长期额外地用力

夜生变,鸡乱鸣,门缝里相互看不到

怪兽的叫,假山的走

天必废器,而空气中奔走着谜语般的飞鸟

我们都谈了时间之术

仿佛相隔的二十三年不是时光

是我的几次险些摔碎与你泡出的那些浓淡

2015-11-10宜兴

青春作证——关于诗刊社“青春诗会”(1980-2014)

                                 霍俊明

老青春新故事:诗刊第十届青春诗会成员23年后重逢(图) - 洪烛 - 洪烛1980年8月第一届“青春诗会”合影

  诗刊社举办“青春诗会” ,至今年整整三十届了。“青春诗会”如一条自然分娩的河流。有些诗人在其上不断乘风破浪、扬帆起航,有的诗人则噗通游了几下就草草上岸,有的则甘愿沉于水底。

  一

  我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入选“青春诗会”的诗作尤其是一些长诗、组诗在后来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这种修改不只是字词和标点上的,有的甚至修改到了重写、改写甚至完全颠覆的程度。也就是说,最初刊登在《诗刊》上的诗与后来的诗歌在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移甚至龃龉或分裂。这些“不成熟”的诗作成了这些诗人日后闭口不谈的痛痒处。这些最初发表的诗作甚至有一部分没有再公开发表,也没有进入这些诗人后来自印或公开出版的诗集、诗选。有的诗人甚至公开否定自己早期的诗作,每当有人夸赞他早期的诗,他就会不客气地指出自己的重要作品是后来的和现在的。换言之,这些诗人掩盖了自己的诗歌成长史。这是否正如鲁迅深刻批评的——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 ?而“幼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 ( 《集外集·序言》 )我也理解这些诗人的初衷和苦衷,他们只是想让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更成熟。这自然无可厚非,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青春期的诗歌特有的自然、真实甚至未定型状态是“成年状态”的诗所不具备的,也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值得注意的是“青春诗会”中有的诗人“出手”极高,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写出了一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比如顾城、梁小斌、舒婷、骆一禾、伊蕾、唐亚平、于坚、欧阳江河等;也有一部分诗人属于大器晚成,写作越来越成熟卓异,比如西川、王家新、翟永明、伊沙、臧棣、侯马、雷平阳、荣荣等。当然由于诸多主客观的原因,一些重要的诗人没有进入到诗会的视野。这自然是遗憾的事情,但是诗人的成长也不单是由一个诗会最终决定的,关键还在于自己与文字、现实的关联。

  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诗人在一些场合批评、否定甚至谩骂“青春诗会” 。但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完满的,任何活动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批评,只要不掺杂私心、恶念和攻讦即可。能够入选“青春诗会”的诗人基本上代表了不同时期青年诗人写作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段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因为种种原因一些“不合格”诗人的进入。但总体而言,中国诗坛关于青年诗人的相关活动还没有任何一项能够抵得上“青春诗会”的历史重要性和影响力。光看看那些至今仍然在闪耀的诗歌星空,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些“青春诗人”报以真诚的致敬。历史已经证明,其中有少数极其优异的诗人成了诗坛的恒星,而有一部分成了流星——曾经璀璨耀目一时但终究黯淡、泯灭;又有一部分诗人好似闪电,曾经也闪耀过,但其过程更为短暂倏忽。也有的诗人类似于茫茫暗夜里的一个小小的流萤,尽管微弱但那些光是从躯体和灵魂中生发出来的。尽管他们在诗坛上写诗的时间不长,甚至有的参加了“青春诗会”再无好诗面世,但他们当时写下的诗仍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诗歌个性。这就足够了。

  二

  任何事情的最初状态都是难忘的。我们不会忘记1980年首届“青春诗会”对于当时的诗人以及今天的诗人而言的重要性。让我们再次回味当年的一个个热血贲张的青年诗人的镜头,从1980年的夏天开始再次出发吧……

  1980年王小妮接到《诗刊》编辑雷霆的一封信,邀请她到北京参加一个诗会。这就是后来震动文坛并影响深远的首届“青春诗会” 。而无论是对于南方诗人还是对于王小妮、徐敬亚这样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北京是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的。在徐敬亚的积极争取下他以年轻评论家的身份和王小妮一起在1980年夏天离开长春前往北京。临行前曲有源等诗人专门为徐敬亚和王小妮在南湖九曲桥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有关单位则示意徐敬亚到北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联系。1980年7月20日徐敬亚和王小妮到达北京车站,这时徐敬亚想到的是食指的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年25岁的王小妮兴奋不已地坐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笑容灿烂。而对于王小妮和徐敬亚而言,天安门广场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平静的地方” (王小妮语) 。当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梅绍静、才树莲、王小妮、徐敬亚等17位“青年”诗人在北京和北戴河享受到秋日般丰硕和喜悦的阳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能预知到这次青年诗人以诗歌名义相聚的意义。参加诗会的除了江河、顾城等北京诗人外,其他的都住在当时虎坊路甲15号的诗刊社。这些低矮的平房却使得80年代的先锋诗歌达到了一个后来难以企及的高峰。其中有些诗人已经不再年轻,正是曾经畸形动荡的年代才让这些人以“青春”和“诗歌”的名义寻找到了青春岁月的尾声和曾经一度饥渴的精神寻找。在诗刊社所在的大院平房里,当顾城神情紧张地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分给诗人们吃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想起这个腼腆而固执于“童话世界”的诗人在1993年必将发生的黑色寒冷的人生悲剧。当这些青年诗人怀着对诗歌的忐忑和朝圣之情与诗歌编辑和成名老诗人们谈论或倾听的时候,当他们在夏天的燥热中在木板床上吱吱呀呀反侧难眠的时候,当他们在北京偏僻胡同的巨大洋槐下喝着啤酒翻看彼此的手抄或自印的诗歌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羡慕这些被诗歌眷顾的年轻人是幸福的,更是幸运的。也许只有诗歌还能让那个时代刚刚找到自由气息的人们仍然怀有理想的冲动和怀有难忘而莫名的美好记忆。1980年代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诗会的居住、开会和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在那个时代诗歌是最重要的,诗歌成为那个时代纪念碑一样高耸、被人敬畏的事物。那时《诗刊》主编严辰还住在虎坊路办公室,诗会时腾出四间平房居住。吃饭是在与当时诗刊社隔两道院墙的北京京剧院,自己买饭票、菜票。诗会期间,《今天》的北岛和芒克、杨炼的到访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炸弹般的反响。徐敬亚和王小妮、舒婷还参加了北岛等人组织的沙龙活动以及谢冕、吴思敬和孙绍振在《诗探索》创刊前召集的青年诗歌会议。当外省来的青年诗人在虎坊桥的诗刊社写诗,那是一个怎样激动人心又难以形容的时代?

  1980年开始的一个诗歌自信的理想年代。正如徐敬亚当时用东北话大声嚷嚷的“这时代足以产生最伟大的诗篇的时代” 。黄永玉在讲课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在诗会中流传最广:“我像一只火鸡一样,瓦片碴、碎玻璃、烟头都吃。古代的、外国的,能吃的都吃,消化不了的,拉出来。 ”江河希望自己写出“史诗” ,而如今他早已停止诗歌写作旅居异国。江河的妻子蝌蚪在1987年3月的一个夜晚割腿部动脉自杀,死时只有34岁。张学梦在房门上贴上一个纸条,上写“诗人难产病房” 。梁小斌正在为是向“祖国”还是“中国”说出“我的钥匙丢了”而苦恼。梁小斌2013年病重住院,他在参加诗会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多么深刻的哲理,都要以孩子的感觉和语言来说出。实际上,我已长大成人。 ”而顾城却永远都没有长大成人,不管是在诗人形象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长久地凝望着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韩美林的童话世界,深深感到一种净化的愉快” 。

  晚上屋内炎热,很多诗人就跑到陶然亭公园。清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在慈悲庵西部构建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为亭命名。这些青年人在东湖、西湖、南湖和沿岸的小山上乘凉谈诗。离他们不远处是长眠于此的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地。这里还有赛金花墓遗址。

  首届诗会的那些照片尽管已经发黄变脆,但是那历史的影像却愈发清晰。

  照片一:艾青讲课后,学员到院子里合影。诗人和老师背后是两棵高大茂盛的梧桐树。如今,这些院子和树都已经不在了。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照片二:青年诗人在十三陵游玩,顾城、梁小斌、邵燕祥、江河、叶延滨、高伐林、张学梦一起在神道合影。

  照片三:一行诗人在山海关城楼下合影。一行人中只有王小妮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舒婷亲昵地搂抱着王小妮。

  照片四:大海给了这些诗人以释放激情和力比多的机会。叶延滨和陈所巨在沙滩上扛起徐晓鹤,然后直接扔进波涛滚滚的大海。

  三

  第六届和第七届的“青春诗会”是公认的“黄金诗会” ,其阵容、诗人的齐整和高水平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1986年9月,诗刊社举办的第六届“青春诗会”在太原召开。会议期间于坚和韩东二人之间展开了一次对话,谈话中更多谈论的是北岛和“朦胧诗” 。对话开头,于坚的第一句就是“在成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和北岛对着干。我说,我不是搞政治的” 。

  1987年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在北戴河召开。此时,住在面朝大海的一个宾馆里参会的西川不会想到两年之后自己的好友海子会在这里不远处的一段铁轨上完成一个时代的诗歌悲剧。这一届诗会的阵容强大,其中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杨克、郭力家、程宝林、张子选都在今后的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雄伟壮阔却又无比沧桑荒凉的山海关开启了这些青年诗人诗歌的闸门。面对着北戴河海边不远处的玉米地和苹果树,有诗人高喊“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王家新、西川等这些被诗歌的火焰烧烤的青年冲向大海。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高举双手大喊“满天都是墨水啊”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代表作《玻璃工厂》。此时年轻的诗人海子却孤独地在昌平写作!当他得知好友西川参加此次“青春诗会”时,他既为好友高兴又感到难以排遣的失落。王家新从北戴河回来后不久收到了骆一禾的诗学文章《美神》。对于那时骆一禾和海子以及南方一些诗人的长诗甚至“大诗”写作,王家新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更为敏锐的王家新也注意到正是80年代特有的诗歌氛围和理想情怀使得写作“大诗”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和精神趋向,“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大诗’的狂热,这种要创建一个终极世界的抱负会多少显得有些虚妄,但这就是那个年代。那是一个燃烧的向着诗歌所有的尺度敞开的年代” 。( 《我的八十年代》 )

  而更为刺激的是1988年夏天。当海子准备和骆一禾一同远游西藏的时候,骆一禾接到了第八届“青春诗会”的邀请(受邀的诗人还有海男、林雪、程小蓓、萧开愚、南野、童蔚、王黎明等) 。海子不得不只身远游,那种孤独和落寞比1987年西川参会时更甚。设想,如果海子和骆一禾同时参加“青春诗会” ,或者二人一同远游西藏,也许就不会有1989年春天的那场悲剧。当然也是那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的疼痛与悲剧“成就”了这位诗人。

  在第八届诗会期间,年轻诗人谈论最多的是骆一禾《辽阔胸怀》中的诗句:“人生有许多事情妨碍人之博大/又使人对生活感恩。 ”“骆一禾生活在大都市,其人与诗却无浮躁之气。所谓‘玩’文学是别人的事,而他却使人们听到了来自灵魂的声音。他的创作,正是一种人生通向一个精神王国的历程。诗友们在讨论时说他的诗‘高贵’ ,而这种高贵恰恰出自一个人在面对生活、艺术和信仰时的那样一种敬畏。 ” (雷霆、北新《 “它来到我们的中间寻找骑手” 》 )

  四

  无论是参会的诗人还是诗刊社的编辑以及指导教师,在多年后回忆那段诗歌日子的时候都时时被美好的记忆和激情所点燃。

  2000年,“青春诗会” 20年之际王燕生这样写道:“那是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岁月,是中国新诗燃放焰火的喜庆日子。1980年,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中国诗歌呈现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的局面,诗人队伍日益壮大。一大批从炼狱中走出的诗人开始唱‘归来的歌’ ,更多人拂去心灵上的积尘,擦拭笔尖上的锈迹,抒写‘开拓之歌’ 。诗刊社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因诗而受难的诗人,复出后若因荒疏而质量欠佳,也一律择优发表,以慰诗心。尤为可喜的是许多陌生的面孔登上前台,一些新异的诗也从传统的母体中分离出来。 ”

  梁小斌在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青春诗会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困惑” 。是的,青春的诗歌如果没有困惑而只有自信是可怕的,也是可疑的。

  “青春诗会”几乎每年一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1981年、 1989年、 1990年、 1996年和1998年“青春诗会”的停办。也许这五年我们还可以寻找到更多更具创造力的年轻诗人。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五年以机会,历史没有给那些诗人以机会。缺憾从来都不可避免,历史不会收割一切。整个三十届“青春诗会”下来所累积的诗人已经达到了400多人。这些诗人,其中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还在异国,有人闪电一样匆匆闪过就再没有了声息。而那些坚持下来的“少数”诗人如今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史的一个个象征性的坐标。我们不能不发出种种感喟!“青春诗会”的方式无疑对中国青年诗人的成长起了催化剂一样的效果。很多当时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从此平台开始不断向各自更高的高地甚至高原前进。

  关于“青春诗会”有人认为从1986年和1987年开始就走下坡路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曾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后来竟然反戈一击,对“青春诗会”有种种微词甚至进行公开指责。也有人认为近些年的“青春诗会”已经成了去各地观光的“饭局”和“名利场” ,也有人对一些“青春诗会”的参加者予以种种理由的否定和批判。那么这种种的“不待见”所呈现的是怎样的一番文学生态和诗人的集体心理的转变?在1980年到1987年之间“青春诗会”很少受到诗坛的批评,而加之1989和1990年的停办,基本上80年代就这样结束了。显然自1991年开始随着社会语境的转换以及所谓的诗歌的边缘化和大量民刊的涌现,这都对《诗刊》以及“青春诗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诗人臧棣就认为如果说“青春诗会”在80年代还起到过扶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整个90年代“青春诗会”则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影响了。甚至还有人认为整个90年代的“青春诗会”因为远离了诗歌现场而谈不上有任何意义。我们一直强调所谓的现场和历史,但是显然在不同立场的诗人那里历史和现场具有了巨大的差异性。就整个90年代而言,诗歌的现场是什么呢?当我们重温这一阶段“青春诗会”的名单,为数不少的在整个90年代的诗坛表现突出的诗人都进入了此前和当时的“青春诗会”的阵容。当我们看到于坚、西川、王家新、韩东、翟永明、欧阳江河、小海、臧棣、伊沙、侯马、宋琳等这些诗人的名单时,答案已经揭晓。当然就这一时期来看,确实有为数不少的青春诗会“入选者”不仅湮没无闻,而且与当时未能入选的同时代诗人比照而言他们也并不优秀和显得更重要。

  对于当下正在兴起的娱乐圈的“选秀”浪潮,有人认为“青春诗会”只不过是官方刊物维护自己地位以及各地文学利益分果果、占座次的炒作和没有意义的噱头,我却不这么认为。在中国话语场中我们可以用种种理由来否定一个人和一个活动,但是平心而论的公允言辞却显得稀少。当我们回顾整整三十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带有“异议”色彩的诗人以及风格迥异的诗人(什么“个体”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被“青春诗会”所容纳的,所以从评选标准来看还是比较多元的。当然这三十届也并非次次都如人意,而无论是《诗刊》编辑还是参与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每次的评选结果有微词和不满之声。这也是正常的。谁也不能保证每次入选的都会成为大师级的毫无争议的人物。当然评选是有起码的标准的,如果这个标准被僭越,那么其结果自然可以想见。对年龄等方面的限制,也是一些诗人未能最终进入评选视野的原因。那么,可能会有人说你是否在为《诗刊》和“青春诗会”辩护?我想说的是确实近年来随着文学生态的日益功利化以及刊物内部的一些原因使得有些年份的“青春诗会”在公布名单时总会因为有些入选诗人大出人们的意料而引起争议之声。此大跌眼镜之举也确实是评选中各种因素渗入所导致的参差不齐的结果。但是,无论我们是否有微词和不满之声,当我们放眼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场,还没有任何类似的活动能够取代34年来“青春诗会”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再说一句话,感谢那些和诗人喝酒谈诗的日子。那一个个面红耳赤的时候值得珍惜,在这个时代也许只有一种人能够袒露心声和朋友兄弟说话了。你能够偶尔一两次对朋友说谎,却一次也不能对诗歌和诗人说谎!诗者,从言,寺声。在寺庙和佛祖面前,你知道该怎么说,也该知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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