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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

 
 
 

日志

 
 

洪烛: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为何成仇人?(组图)   

2016-01-20 00:02:00|  分类: 洪烛,历史,情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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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为何成仇人?(组图) - 洪烛 - 洪烛

洪烛《北京:皇城往事》(《北京:城南旧事》姊妹篇)中国地图出版社

【鲁迅本没啥了不起的,也就是一笔杆子。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的笔杆子总能被不同的人当枪杆子使,相互开火。文人嘛,鲁迅也许就是一盒万金油。关键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那里能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鲁迅与周作人平分了新文学的天下。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收拾行李和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

洪烛: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为何成仇人?(组图) - 洪烛 - 洪烛在日本留学时的鲁迅
洪烛: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为何成仇人?(组图) - 洪烛 - 洪烛在日本留学时的周作人

鲁迅与周作人有哪些爱恨情仇?

洪烛

【北京的鲁迅故居有几处?】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鲁迅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孤独感——周作人的到来,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绍兴会馆时期,也是周氏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阿忆语) 于是,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喜迁新居。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收拾行李和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

鲁迅与周作人是兄弟还是冤家?】

说起八道湾,很自然要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出名的。梁实秋曾写过闻一多、潘光旦、宋春舫等人的书房,当然,也无法回避苦茶庵而不谈:“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简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缩影。所以写到这里,梁实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没用任何感叹词,但我分明听到了一声历史的叹息。苦茶庵后半个世纪的穿堂风都是由类似的叹息造成的。

沈尹默书写的横额,早就毁于烟火,据传说内容为“请到寒斋吃苦茶”——是周作人原诗中的一句。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辞令与语气邀请访客呢?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抄录全诗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依然语焉不详。随你怎么猜测吧——就像茶叶的滋味高深莫测。或许只有滚沸的开水才能不断冲淡、稀释它——千言万语,尽在杯中。

我又想,周作人为什么把好端端的苦雨斋易名为苦茶庵呢?或许表明天意与人事的变迁:早年一封封《雨天的书》,无法逆转地误入旱季,需要人工兑水,沏成薄暮的晚茶,来刺激板结的舌苔?更关键的还是心情。心如枯井,抑或死水,借载沉载浮的一枚巧叶苦渡余生。入世与出世,是两种态度;文质彬彬的斋主与萧瑟憔悴的庵主,也自然是两种身份。山阴道上的一代名流找个趔趄,就这样拖着长长的背影遁入空门。

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收拾行李和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谁也没有勇气在院门口立一小块纪念性的牌子:苦茶庵。

【周氏弟兄平分了新文学天下】

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称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张中行在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还多次以学生的身份前去拜访:“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凄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北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给张中行的印象是萧条困顿的,他甚至引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其风格大大迥异于梁实秋眼中的。毕竟是两个时代了。就像有两个苦茶庵一样。那么,哪一种真实呢?这同样不好说。

我在北京,好几次路过八道湾,很想下车去那一大片低矮密集的胡同地带找一找11号院。谁若问我:究竟是想找鲁迅故居呢,还是周作人的苦茶庵?肯定无法回答了。私心里恐怕更倾向于查看苦茶庵模糊神秘的面貌——以及究竟颓败到什么程度。因为自家书架上毕竟重金购置了一整套新版《鲁迅全集》,金碧辉煌,以供奉敬仰与怀念。而庭院一角的苦茶庵呢,则肯定夕阳衰草,无人问津——我为什么不去踏访那些闲适恬美的文字的产地,以打破持续多年一纸之隔?要知道,周作人的一系列著述,几乎都是在八道湾写下的。后来一想,即使置身于落叶遍地的庭院深深,难道真能看出点什么吗,空惆怅一番物是人非又有什么意义?最好模仿那种魏晋风度吧,“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何必见戴?”就像提起周作人这个名字,令文人难免心情复杂,我路过八道湾,总是绕道而行。

【保留11号院是在抢救谁的故居?】

后来从电视上看到,采访鲁迅故居在八道湾拆迁区中的存留问题,镜头捎带着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墙斑驳,光线昏暗,原来和普通老百姓的旧宅没有二样,惟一的区别是屋檐下镶嵌了一排褪色的砖画,有那么点文化气息。想当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视着这典雅的画面品茗吧?品出什么滋味了吗?那一切都被风吹走了。正如主人指缝间寄出的雨天的书,在中途就搁浅了。还是鲁迅的《野草》说得好:“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遗憾的是,枣树兄弟也闹过矛盾。”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遗憾的是,枣树兄弟也闹过矛盾。这就是寂寞,这就是孤独。风雨中摇摇欲坠的苦茶庵,不再是惟美主义的空中楼阁,斯人往矣,如今有几位居委会老太太在电视镜头前一边晾衣、洗菜,一边回答记者提问:连鲁迅故居都要拆,怎么向后人们交代呢?到哪儿重新盖一座呢?(大意)

八道湾,曾旁听过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为两位文化名人的物证,已濒临沦为废墟的边缘。再后来据报载,北京市规划局曾发函至负责东冠英危改小区规划建设的房地产公司,要求调整原规划方案,保护好八道湾11号院(鲁迅故居)。

鲁迅之子周海婴对此举则持异议:“据我了解,国家文物部门经费很困难,拨出巨款来修缮11号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现在这么一副破旧不堪的样子,将来和周围小区建筑对比起来,那是一番什么景象!春节期间,我和周建人(鲁迅的弟弟)的两位女儿对此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不保留八道湾11号院。我们认为,再以保护鲁迅故居的名义来保留11号院是不合适的,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果。”

记者分析:“周海婴先生之所以认为‘不合适’,其中还有一层客观历史原因……鲁迅在此仅住了4年,而周作人则前后住了48年,并且周作人的一生主要创作都是在此完成。那么,保留11号院是在抢救谁的故居?”关于八道湾,我还能说些什么吗?

【周氏兄弟的一次冲突

有时候,谈鲁迅难免提及周作人,谈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鲁迅作为比较。文坛上也习惯以周氏兄弟相称。用他们的三弟周建人的话:"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竟这样不同……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两人命运的轨迹还曾经有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绍兴老家北上,将北京作为第二故乡谋生并发展事业,都在北京大学教书。"知堂老人和他的长兄鲁迅,都是《新青年》五四运动中推进新文学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们后来都是语丝社的领导人。老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曹聚仁语]只不过鲁迅在北京只住了十四年,1926年转去厦门,而周作人则在北京城里生老病死。从这个道理上讲,就个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尤为密切。

鲁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点,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相当于外省市驻京办事处,直到1919年购买了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旧宅院,才把全家从绍兴搬迁到北京,兄弟儿女团圆。可见周作人可能是1917年北上的,1919年携带家眷住进八道湾后至死都不愿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就去上海另谋生路了。鲁迅又比周建人多住了近两年,因和周作人发生矛盾文坛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冲突,而搬到砖塔胡同及后来的西三条胡同,"永远地离开了八道湾"周建人语。周氏兄弟从此不相与谋。周作人从此将八道湾作为自己隐逸的乐园,甚至"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为沦陷区,众多文化名流以各种方式敦促其南迁,他也不愿离开八道湾一步。在八道湾遇刺,在八道湾就任伪职,直至在八道湾戴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是非荣辱,于1967年5月16日死在这座破败的院落,其时身边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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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八道湾写了《阿Q正传》】

八道湾11号院最初是鲁迅独自奔走购置并修缮,后来变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为其葬身之地。但历史会创造戏剧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在上海逗留了半年,于8月间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平,怕连累家属而不敢直回八道湾,暂时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托人打探消息。绍兴会馆正是鲁迅早年初进北京时期的寓所。周作人住绍兴会馆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鲁迅令他如坐针毡的更应该是他自身前途叵测的命运。周黎庵回忆:"上海刚一解放,津浦路已经通车,他急不可待地北归。据去送行的朋友告诉我,那时旅客拥挤,车行迟缓,情况狼狈得很,但毕竟又回到阔别四年的苦雨斋中"。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落魄者的归心似箭。周黎庵还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于学生尤炳圻家中的情况。尤宅是横浜桥一座极拥挤的旧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面临水呈暗绿色的混浊且狭窄的苏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么使人受得了,若与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幽静宁谧的环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但我想环境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八道湾在颠沛流离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灵企望的庇护所--他急需一方与世无争的净土,以舔拭伤口。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的感情。

鲁迅曾在八道湾写了《阿Q正传》,而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等等也大多是在八道湾写下的。他给八道湾的书房先后取过两个名字:苦雨斋与苦茶庵,并分别以斋主和庵主自命。别人曾以老僧来形容他,他临死前还风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转世的,只可惜了在自己膜拜的这方世外桃源里也犯下过罪行--不知因为八道湾本非净土,还是主人玷污了它"八道湾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它完全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关的是与非、荣与辱。任访秋感叹过八道湾的风景,我想那是因为主人名声的缘故--这样的街景在北京城里几乎随处可觅:"八道湾位于西直门内,街道比较偏僻,大门里有一棵几丈高的白杨,微风一吹,即哗哗作响。再进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斋。后来又曾改名为苦茶庵。这是他的书房兼会客室。"谢兴尧也颇欣赏八道湾,"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在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据说当年每有客至,周作人总是彬彬有礼地递一柄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再糊以绵纸的轻巧的纸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确是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论扰攘之地"。只是解放以后,八道湾一直门可罗雀--惟独在红卫兵运动做批斗现场时热闹过一阵子。八道湾啊,一言难尽的八道湾。

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样更轻松一些。当然,是从1919年他自南方远道而来投奔北京开始。我一次次地猜测着他当时的心情。应该说,周作人也是通过北京获得辉煌的--他前半生的光荣当令人炫目。众所周知,30年代是他占尽风骚的灿烂时期,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后来再加上京派与海派划江而治,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谢兴尧语。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从那一年起,人们开始以知堂老人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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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资源报》《文化头条》栏目刊登洪烛专访

洪烛:诗人当自强

本报记者杨旋

  “诗人当自强!”说这句话,洪烛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有力。他的普通话夹杂着一点南京人的口音,只有在激动的时候语调上扬,语速极快。现为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洪烛,谈到诗歌可以滔滔不绝,毕竟已经写了30年了。从诗歌中,他收获了名利,也有过彷徨苦闷。上世纪90年代,诗歌退潮,他最后选择了不写诗歌。可他骨子里还是爱诗的,新世纪以后,他作为诗歌的“归来者”,开始了大量长诗的写作,试图探索诗歌更多可能和其他艺术形式碰撞,树立诗人成为社会上的强者的形象。

  诗人一贯的或愤怒或忧郁的形象,他都不喜欢。“诗人不应该成为被社会大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我觉得诗人还是可以成为强者,被大众敬佩。诗人当自强,而不是自杀。”

【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

  洪烛原名王军,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留苏大学生,回国后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系教书,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洪烛很小就喜欢看书,常常托父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他更喜欢读诗,闻一多、徐志摩,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的笔名洪烛就源自于前者的诗集《红烛》。

  1982年,洪烛15岁,他在《南京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诗《刀与磨刀石》。他是幸运的,赶上了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

  还在读中学,他已经完全醉心于诗歌,读名著看文学期刊,创作诗歌投稿,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篇诗文,并且十几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全国性征文奖。临近高中毕业,他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了。

  父母虽然担忧儿子考不上大学,但他们并没有去阻碍儿子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规划人生。偏科厉害,觉得自己上大学无望,他还提前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南京梅园中学的黄老师,为这个心爱的学生四处奔走,写推荐信寄给多个大学,最后,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了洪烛。

  快要毕业,他给每位同学都写了一首诗,从中选了一组被《语文报》一个整版刊登,结果影响特别大,唤起了全国好多中学生的同感。每天经过学校传达室,都有他的一大包信,到毕业,那些信已经装满了几麻袋。

  前几年,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河南的诗人诚恳地找到洪烛,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虽是玩笑话,但是事实。的确,他影响了那一代的中学生,洪烛的经历,让他们觉得写诗可以出名,可以上大学,可最后荒废了功课,又没被保送上大学。于是,就有了这句玩笑话。

【做了诗歌的“逃兵”】

  1989年,洪烛到了北京,结识了一帮文人,他们不谈朦胧诗,改聊崔健和摇滚,觉得歌词很带劲。他去听摇滚音乐会,觉得那些长发的歌手比诗人还要诗人。那时候的他们,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弹铗而歌,“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时候,正是洪烛创作的旺盛期,每天都要寄稿子,同时也会收到装着报刊的牛皮纸信封。

  不久,到了90年代,除了专业性的诗歌刊物,整个社会不需要诗歌了,诗歌没有用武之地了。诗歌的热潮慢慢退去,他们这群人也开始各自散去。

  突然一下子,洪烛发觉现实的严酷,诗歌不再给他带来帮助,只能靠一点工资养活自己,生活的压力落在肩上。刚到单位,他住在办公室,偶尔起晚了撞见早上来上班的同事,很窘迫。后来,单位分给他一间宿舍,7平方米的蜗居,女友来过几次之后就跟他分了手。

  那个年代,几乎全中国人民都下海了,而他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在屋里写诗。他自嘲颇有堂·吉诃德的味道。而原来一起写诗的友人们,一部分下海,有的做了书商,发财了,再见面都只谈怎么赚钱;也有极个别的诗人受不了这样的现实而自杀。他虽有牢骚,更觉得孤单,但他没乱了阵脚,更没跟风。而是转向写大众化的散文,做了诗歌的“逃兵”。

  1992年参加完诗刊的“青春诗会”后,洪烛开始写散文。刚好那10年是大众化期刊雨后春笋般热闹,《女友》、《青年文摘》、《辽宁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特别大,几乎每期都有洪烛的文章。他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也获得了老舍文学奖散文奖等多个奖项。出了书,赚了五六十万稿费,而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几百块钱。1999年,他在北京东四环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刚开始写散文时候,有人说他堕落了,瞧不起他。给那些大众流行刊物写稿,俗,一个诗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但是洪烛清楚,不这样就会饿死,如果都没有了生命,何谈诗歌。

【诗人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

  当他开始不用再为生活发愁的时候,骨子里开始想念诗歌。在90年代当了一回诗歌的“逃兵”之后,洪烛以“归来者”的身份回归诗坛。

  “我仍然对诗歌有感恩,从来没觉得诗歌害了我,名利都是诗歌带给我的。如果不是写诗,我可能中学毕业后就在照相馆里当临时工。”

  他开始重新打量当下的诗坛环境和诗歌创作现状,开始新的探索。一个时代的诗歌要繁荣,必须有长诗,长诗是诗歌里的航空母舰。就像一个国家强大了海军就要有航母,才是现代化的海军。诗歌也一样,要有长诗,生态才繁荣。近10年,他创作了《李白》、《我的西域》、《陆游与唐婉》、《仓央嘉措心史》等11部长诗。

  出版两个月就再次加印,这对于一部6600行的长诗来说,《仓央嘉措心史》成绩出色,对诗坛来说鲜有。这部长诗是他在去年8月去了西藏10天后,历时一年多创作的。近400首短诗,每一首都可以拿出来单独成篇,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排列的顺序也可以打乱,顺序一变,又成为一首新的长诗,就像积木一样。

  明年1月11日,《仓央嘉措心史》朗诵会在深圳音乐厅举行。这场朗诵会将融合诗、诵、歌、舞于一体,这是洪烛的尝试,同时进行商业售票,把诗歌和商业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导演跟他谈改编电影。“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的探索,使诗歌多元化。”洪烛说,“未来诗歌应该有多种形式。什么是诗人,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诗人中的诗人,就是敢为诗人先的人。”

  诗歌一直是非卖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尽管经历了热潮以及光环退去,直到新世纪依然如此。这也是诗歌的优点,保持了很多崇高和纯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没有商品化,使得从事诗歌创作的人得不到滋养,得不到回报,这对坚持诗歌的人来说,不公平。尽管诗人们付出的更多。

  看到这一点,洪烛要对诗歌进行创新,要让诗歌走向公共空间,通过网络、舞台、电视等媒介,让诗歌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掘。这是他的一种理想,也是之后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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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北京:皇城往事》(《北京:城南旧事》姊妹篇)2015年1月中国地图出版社
《北京:皇城往事》自序:皇城往事里的事(节选)

我1989年大学毕业来北京时,就有一个计划:为这座接纳我的城市写一部书。后来作为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编辑,策划过一套《外省人在北京》的丛书,反响较大,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你和我》还请去做了一套叫《新北京人》的节目。当时观众们很喜欢这个“新”概念,似乎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我当时就在心里使劲了:一定要把北京写得更有意思点,写出本地作家写不出的那一方面——希望不仅北京人爱看(能发现一些他们日常忽略的东西),外地人同样爱看,而且在北京创业或计划来北京旅游的外地人也都爱看。其实,我是想写出一个别人没写过或写不出的北京,当然,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这本书是断断续续完成的,但即使是中断的时候,我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停止过体验。所以,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这本书又可以说从未间断过。可以肯定,这本书是在努力回避平庸,是我跟别人、跟自己较劲的结果。

如今,这本书已摆在您的面前。就是由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的《北京:皇城往事》。

2014年5月,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我的《北京:城南旧事》。我跟责任编辑王毅提及抽屉里还有一部关于北京的书稿,构思和写作了二十多年,至今尚未完工。他催促我尽快完稿,和《北京:城南旧事》构成“姊妹篇”。甚至,未来若还有北京题材的创作计划,也可与《北京:城南旧事》、《北京:皇城往事》这两本共同组成“北京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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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
《北京:城南旧事》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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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南旧事》后记节选:地图上的北京

洪烛

2003年,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筹建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受聘为文案顾问,使自己多年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所做的知识积累得到发挥,同时又更全面地接触到有关北京的图文资料。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老北京火车站东侧)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于2004年9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北京》、《北京的梦影星尘》、《北京的前世今生》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升华,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北京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北京的古迹与往事。
后来,我还连续几年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担任专栏作家,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每一期都有编辑的推荐语,譬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北京。不同的是角度各异,互有倚重,相同的是老北京的沧桑厚重辉煌。规划、建筑界人士从专业视角对北京的精读细研,我们早已不再陌生,但作家眼中的北京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似乎并未熟稔。为此,我刊特刊登洪烛的系列篇章,以便让我们跟随作家洪烛一道走近北京的前世今生,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
北京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为展示人文北京,我还与李阳泉合写了畅销书《北京AtoZ》,一部北京文化词典,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被新加坡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权,翻译成英文于2006年出版,全球发行。我的《北京的金粉遗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推出后,台湾知本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繁体竖排版权,2005年易名为《千年一梦紫禁城》在海外出版发行。

 



【内容提要】洪烛《名城记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选取中国的十座名城和十座小城,层层铺开,娓娓道来。《名城记忆》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铭刻那些值得人回味与存留的诸多名城记忆,继承城市的内在精神,为城市的发展指引美好的方向。作品并不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而是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来体现在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积累中所蕴藏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力量。在旧与新、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碰撞中,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深沉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


洪烛著《仓央嘉措心史》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东方出版社推荐语:《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文字优美,感情表达深入。此书深受藏区文化爱好者、旅游爱好者、对仓央嘉措感兴趣的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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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为何成仇人?(组图) - 洪烛 - 洪烛洪烛新书《仓央嘉措情史》(《仓央嘉措心史》第2部)2015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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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7日《广州日报》:《仓央嘉措情史》挖掘“情圣”内心

 

广州日报讯(记者吴波)日前,《仓央嘉措情史》由人民东方出版社推出。仓央嘉措去世时只有23岁,可他遗留的诗歌有着非凡的生命力,至今还在传唱。这本书是著名作家洪烛继《仓央嘉措心史》畅销10万册后又一部力作,是国内第一本以诗性的方式写作仓央嘉措的作品。这是部关于爱的书,是洪烛从青藏高原采风带回来的作品,献给心中充满爱的人们。本书以作者与仓央嘉措的双重视角,用当代读者便于接受的语言方式进行演绎,深入挖掘“情圣”内心深处的点点滴滴,优美优雅、大气磅礴。


洪烛
《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洪烛美食书由日本青土社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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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自序(节选)

洪烛

真正的生活肯定和美食有关。经常有朋友在聚餐时想听听我对菜肴的评价,说:“你既是作家,又是美食家,没准能品尝出别样的滋味。”我只承认是饮食文化的票友,写过美食书《中国美味礼赞》,2003年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朝日新闻》刊登日本汉学家铃木博的评论:“洪烛从诗人的角度介绍中国饮食,用优美的描述、充沛的情感使中国料理成为‘无国籍料理’。他对传统的食物正如对传统的文化一样,有超越时空的激情与想象力……”200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推出我的《舌尖上的狂欢》。那时候,出版者还预料不到几年后会有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红遍天下,“舌尖”会像灯塔一样吸引眼球。2012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我《舌尖上的狂欢》续集《舌尖上的记忆-中国美食》。
现在,又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王毅先生,策划并约组了我的这部书稿,我们还商量着起了这个色香味俱全的书名:《中国美食:舌尖上的地图》。
还记得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华医药》节目,连续做几期春节食谱,邀我去主讲。我有言在先:我可不擅长从营养学的角度去剖析,要谈也谈的是这些食物跟传统文化的关系,甚至用文化来“解构”这些食物,说到底就是侃,侃晕了算!不管是把观念侃晕了,还是把自己侃晕了。主持人洪涛很惊喜,说正需要这种新风格。我就逐一评点、演绎了豆腐、竹笋、年糕、饺子、火锅等传统食品,越侃越带劲。洪涛那天没来得及吃早点,听了我的描述,既饿且馋,表情无比生动且灿烂,夸我提供了一顿精神大餐。2006年春节,还是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做两期跟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相关的美食节目,又是邀我主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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