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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

 
 
 

日志

 
 

洪烛:司马迁为何赞美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2016-07-20 21:08:00|  分类: 杂谈,洪烛,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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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司马迁为何赞美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 洪烛 - 洪烛
陕西韩城司马迁故里采风作品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西汉文章两司马】
洪烛
为作家出版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写《司马相如传》,我去陕西韩城拜访司马迁故里,感受大汉往事。
有人可能会问:你明明是给司马相如写传,干嘛拐到司马迁的家乡找灵感?有没有搞错啊?
没有搞错。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迁是最早给司马相如写传的人。我是最新的一个。在这方面司马迁绝对是我的先驱。
汉代文学,出过两大巨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个是“赋圣”,一个是“史圣”。都是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俩人生前是否有过交往,但在历史的天空,不仅是公认的双子星座,而且确实可以互为参照系。
司马迁比司马相如小三十来岁,他忍辱负重写《史记》时,司马相如早就名满天下。司马迁以一篇《司马相如列传》,勾勒出这位在时间上离自己比较近、但注定要进入历史的人物,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司马相如才华的倾倒。司马迁选取司马相如生活和事业上的几个事件加以描绘,譬如游粱、娶卓文君、通西南夷等,并全文收录与此相关的文和赋,“连篇累牍,不厌其繁”,计有《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八篇,文字之多,远超司马迁自己的笔墨。
文学史也习惯将两司马相提并论,列为西汉的双子星座。当时有班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现代有鲁迅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迁第一个为文学家立大传,选中的就是司马相如。当代学者张大可发现 9 100余字的《司马相如列传》,是《史记》中寥寥可数的人物大传之一,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重视与偏爱:“万世师表,孔子的传记,《孔子世家》才7 700余字。《史记》中超过8 000字的人物大传只有3篇。第1位是《秦始皇本纪》,9400余字,第2位是《李斯列传》,9200余字,《司马相如列传》占第3位。3篇人物大传,篇幅几乎相等。秦始皇千古一帝,他的本纪包括秦二世,是一代王朝史。李斯一代名相,他的传记包括了赵高,备载秦王朝灭亡的过程。司马相如,一个文人的专传,其篇幅与秦始皇、李斯相侔,值得深究。如果没有司马迁之笔,历史也许会传不下来这位伟人的传奇,至少是大为减色,留下的只是有司马相如这个名字罢了。”
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以贾谊与屈原并列,卷一百一十七则是《司马相如列传》,为一个文人立专传,待遇极高。整部《史记》,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这两篇。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了他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其篇幅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六倍。可见这个同时代人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似乎还以此表明,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超过贾谊。
司马迁“特爱其文赋”,“心折长卿之至”,这是无疑的。而司马相如仰慕谁呢?司马相如最崇拜的偶像并不是屈原,而是另一个人。全亏司马迁的记载,才使后人得以了解司马相如最初的志向:“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日后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在少年时就把父母给起的名字改为相如,原来是为了向蔺相如致敬。
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最出彩的,是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的来龙去脉,简直写成了言情小说,绘声绘色,一点不吝惜笔墨,却字字有情有意。清人吴见思,把《史记》评价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不是没有道理。同意这个观点的大有人在:是司马迁首创了才子佳人小说。整部《史记》,与司马相如、卓文君倾城之恋交相辉映的,是《项羽本纪》里“霸王别姬”的生死恋。一个是才子佳人的喜剧,一个是英雄美人的悲剧。分别有着不同的主题歌。一个是《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一个是《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两种爱情,都成了经典,在后世的舞台上被没完没了地演绎。
《汉书·兒宽传》云武帝朝异人并出,“文章则马迁、相如”。这两位也是文化异人、文学巨人。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同处汉武帝时代,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情怀。马予静分析了原因:“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人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马予静曾指出:“司马相如以壮丽豪迈的辞赋垂范后世,司马迁以宏伟雄肆的史传散文超迈古今,成为汉代文学鼎盛期的两座丰碑。”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还有一重关系,就是他们的命运都与汉武帝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者说,彼此的是非荣辱,都与汉武帝息息相关。西汉文章两司马,并不真的是“两人世界”,还有一个幕后的“第三者”,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关键作用,左右着“双子星座”的阴晴圆缺。
汉武帝即位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终时嘱咐司马迁继续自己的遗志,撰写史书。三年后,子承父业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开始在国家藏书处“金匮石室”阅读,整理历史资料。本来干得好好的,谁料天有不测风云。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孤军深入匈奴而败降,富有同情心的司马迁从人性化的角度,极力为李陵辩护:其降敌实属无奈,意在待机报答汉朝。此举触怒武帝,获罪下狱,受宫刑。司马迁为完成《史记》,隐忍苟活。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完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称《太史公书》。受宫刑,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既使他倍感耻辱,又激发了他以《史记》翻身的斗志。宫刑导致司马迁的身体变得残缺,但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成全了他,成全了他的理想、他的《史记》。铮铮铁骨依旧在,只不过变得内敛了,多了几分韧性。司马迁写《史记》,其实也属于后世鲁迅所谓“韧的战斗”,不再与当朝统治者硬碰硬地争辩或死磕,但更为策略一点,既没有放弃自我,又保留了骨气与话语权。
伴君如伴虎,同样是效力于天子脚下,司马相如似乎比司马迁更“机灵”一些,虽然也不乏惊险之处,但总能全身而退,甚至逢凶化吉。这真是无师自通,没交什么学费就掌握了与帝王相处之道、周旋之术。汉武帝是在“御用”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何尝不是在同时利用汉武帝呢?借助汉武帝而平步青云,节能且超值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与磕磕碰碰中学会绵里藏针的司马迁相比,司马相如一开始就走的是捷径,或者说少走了不少弯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风险、保全了自己。
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司马相如付出的代价不像司马迁那么明显、那么惨烈,但艰难的程度也不亚于脱胎换骨:与其因鲜明的个性同外界产生冲突、招致打击,不如事先亲手磨平自己的棱角,至少,有所收敛。司马相如没像司马迁那样遭遇宫刑之类厄运,并不见得因其天生圆滑、游刃有余,很可能是他权衡利弊后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精神上的“自宫”。或者说比司马迁更擅长“换位”思维,揣摸对方的心态,在表达观点时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修改自己,使之更润滑且易于接受。就人生而言,这种策略肯定使安全系数大增。但就文学而言,思想性与冲击力必将减弱。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文采上及当时的影响力方面不会输给司马迁的《史记》,但放在更远大的时空来评比,其意蕴与份量可能要稍逊一筹。原因很简单:少了一根骨头。作者价值观的取向决定着思想的独立程度,思想的独立程度体现在作品里,又能裁判出美学上的层次及境界的高下,最终有轻重之分。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得矣失矣?只能说各有所得,各有所失。所得即所失,所失即所得。
西风烈,西汉风烈烈,西汉文章两司马。一个擅开顺风船,借势发挥,如《红楼梦》里薛宝钗所期望的得意人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则是忍辱负重,逆水行舟,激流勇进。
必须承认:司马相如和彻头彻脑的“犬儒”还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区别。他还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道德底线。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把司马相如赋比拟于《诗经》,看重其在歌功颂德的主旋律之中不忘讽刺,使《诗经》“兴观群怨”的传统得到很策略地继承。虽然只是“劝百讽一”,但也难能可贵。正是这巧妙隐藏在赞美之声后面的批判精神,令司马迁刮目相看,曲径通幽地找到司马相如赋的真魂,并且引以为精神上的先驱与同仁。
既有幸又不幸的被“御用”人生,以帝王为第一读者的大赋创作,司马相如在这一足以造成人格撕裂的境遇(既是顺境又是困境)中,硕果仅存地保留着文人崇尚自由的天性,小心翼翼,在高空走钢丝,并且没有掉下来。他呵护的星星之火,没有被黑暗或繁华遮蔽,照亮了后来人司马迁的眼睛,在《史记》里成燎原之势。正如鲁迅认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不是“凡文人”,对司马相如赞美有加的司马迁,不会看错人、爱错人的。
司马迁为司马相如打抱不平,其实也是因自己经历的不平而鸣,乃至为所有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鸣不平:“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到天汉二年(前99年),当了整整十年太史令,秩仅六百石。后来任中书令,社会地位似乎并未大幅度提升,在帝王将相眼中也不过是“刑余之人,闺阁之臣”。
有人说:司马迁能不顾儒家“为尊者讳”的信条,对于汉王朝的创建者高祖刘邦和手握生杀大权的“今上”武帝刘彻,也能“不虚美,不隐恶”,尽量做到实录。班固指责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恰恰说明他在许多问题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藩篱。沈伯俊比较过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这方面的胆识:“比起同时的赋家吾丘寿王、枚皋等人来,司马相如与他们在人格上的高下之别仍是非常明显的。司马迁更是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包括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对于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他在秦王朝灭亡以后,重新统一天下的巨大功绩;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他的贪财好色、虚伪狡诈、庸俗猥琐。对于煊赫一时的吕后,司马迁如实记载了她为争权夺利而杀害赵王如意,以戚夫人为人彘等阴险残暴的行为。对于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武帝,司马迁一再揭露他的奢侈挥霍、刻薄寡恩;在《武帝本纪》里更详细记载了他宠信方士,虽多次受骗上当而仍执迷不悟的可笑行径。这些很可能为作者惹祸的真实记录,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是后世绝大多数封建史家们做不到的。”
沈伯俊尤其挑明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区别:就时代条件而言,司马相如生当文、景二世和武帝前期,其时,社会生产正在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相对比较缓和,封建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许多弊病尚未充分暴露。司马相如本人与普通劳动人民的接触也较少。因此,他较多地看到了西汉帝国的强盛和繁荣,而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了解却很有限。司马迁的一生与武帝相始终,他着手写《史记》时,已经是武帝统治的后期了。他亲眼看到武帝为了对外用兵而不断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激化了阶级矛盾;看到了武帝好大喜功所造成的“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严重恶果。由于太史令的职掌和他写作《史记》的多年宏愿,他广泛接触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对社会矛盾的认识比司马相如深刻得多。就个人遭遇而言,司马相如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但并未遭到过重大的打击和挫折;而司马迁则亲身体会到统治集团的反复无常、奸诈自私和冷酷无情,甚至身陷囹圄,惨遭酷刑。因此,司马迁的政治识见也比司马相如高明得多。司马相如始终无法超出对统治者的“讽谏”,司马迁则敢于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缺陷同样看得很清楚。他在《司马相如列传》里,点到了司马相如“多虚辞滥说”的穴位,或者说病根:“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司马迁正是因为规避了司马相如的误区而开发出一方新天地。
沾了赋是当时主流文体的光,司马相如在有生之年就成为万人迷的偶像,享受到自己作品当场兑现的名利回报。司马迁则没有摆脱生前寂寞的常规命运,他的《史记》被汉赋的“嘉年华”给遮蔽了,还留待后世的重沽与追认:“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在唐人眼里,司马迁开始和司马相如并驾齐驱,“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进行过盘点:“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送孟东野序》)“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杜牧也这么认为:“自两汉以来,富贵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可见直到唐代以后,司马迁的影响力猛增,不仅赶上了甚至超过了司马相如。宋代郑樵对《史记》爱不释手:“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序》)明清之际,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26)清代史学家赵翼把《史记》颂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史家之极则”。
西汉文章两司马,这架摇摆的天平,到了鲁迅手上,又被惦量了一番。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固然对司马相如进行了礼节性的赞美:“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而对司马迁的《史记》则更是奉为心中至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很明显,鲁迅代表现代人,把一块最关键的砝码,押在司马迁那一边了。

对于汉武帝这样文武全才而又绝对自信的帝王,你跟他说什么固然重要,你跟他怎么说也是要讲究的,既要说到点上,又要说得好听,顺耳才能入心。司马相如在这方面堪称无师自通的天才,总能把握好火候、拿捏好分寸,不仅说得有理有据,而且说得有情有义,解决了古往今来仗义直言者很难解决的矛盾,真正的做到了良药而不苦口,忠言但不逆耳。他用的是巧劲儿,不仅说得巧,而且说得妙。
如果没有这种水平,作为贴身的谏臣与汉武帝这样的帝王朝夕相处,那可真是伴君如伴虎,一句话没说好,随时可能被反咬一口。西汉文章两司马,与司马相如性格反差很大的另一个司马,司马迁,就是因为不会看汉武帝眼色与脸色,冒险为李陵辩护,而触怒龙颜,惨遭宫刑。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性格就是命运,西汉两司马在同一个君主面前大相径庭的遭遇,绝对是性格使然。司马相如懂得以柔克刚,司马迁则是硬碰硬,前者比后者更擅长保护自己,后者比前者更显得奋不顾身。与司马相如在天子阴影下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相比,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某种程度上像是为捍卫真理而自杀式冲锋、而“自宫”。
这两种风格的为官之道、为臣之道,在后世都有效仿者,但总体而言,学司马相如难,学司马迁则难上加难,学司马相如者众,学司马迁者少,不是不想学,而是“学费”太高。那么昂贵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付得起的,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值得的。关键是还要看效果。
司马相如式的劝谏,性价比是最高的,所费不多(既不用大费口舌,又不用大动肝火),好像还能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贵在有谋。但司马迁式的劝谏同样宝贵,贵在有勇。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牺牲精神,是司马相如这类文人天生所缺乏的,他有的是生存的智慧,因而不愿承担过多的损失,或者说耻于做赔本的买卖。他不敢牺牲是因为不愿牺牲,不愿牺牲是因为觉得如此牺牲不值得。
西汉两司马为人为文的风格不同,说到底还是因为性格不同,价值观不同。司马相如不仅更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想什么要什么),而且更了解别人(包括帝王将相),更了解人性。估计他早就把一切看穿了,看透了,才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骨子里就拒绝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并不真的热衷于政治,不过是借助政治实现个人价值。他最爱的不是帝王、不是朝庭,甚至也不是江山、不是社稷,最爱的还是自己。司马相如给汉武帝《谏猎书》,好像把帝王的安全看得高于一切,但只有他知道,同样值得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他甚至可能早就把汉武帝看穿了,看透了,甚至可能比汉武帝更了解汉武帝:别爱这个人老是虚心地让别人提意见,骨子里还是爱听好听的。话又说回来,这不全是他的错,这是人性。谁不是这样啊?
谁若觉得司马相如虚伪、自私、巧舌如簧,司马相如肯定会成为自己最好的辩护律师: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真爱别人呢?怎么可能真爱帝王、真爱江山社稷呢?司马相如,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人中最早出现的个人主义者,最有代表性的个人主义者。用一个当代流行语来形容也很贴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司马相如之前,主流文人并不是这样的,主流文人都是以孔子、屈原为师范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迎难而上,远远胜过知难而退、绕道而行什么的。
如果非要给司马相如找一个先驱,绝不是屈原,而是宋玉。在自恋的程度上,司马相如有宋玉之风而无不及。
司马相如虽然尊敬屈原的雄心壮志,也羡慕屈原的青史留名,但在宦海里扑腾几下子就明白自己是谁了,自己跟屈原是两类人。屈原宁为玉碎,自己却甘为瓦全,比屈原少了许多幻想,也就少了许多力量,但又比芸芸众生多了一点理想:如果不能像白玉无瑕,那就做一块瓦吧,做瓦中的瓦,最好修炼成出类拔萃的硫璃瓦。
司马迁,反倒跟屈原是一脉相承的,追求纯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揉不得沙子。守身如玉,守心如玉,守诚信与名誉如玉,虽然没有粉身碎骨,但也在南墙上撞出了一道伤口、一道缺口。
司马迁比司马相如更容易受伤。司马相如比司马迁更爱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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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不为人知的故事】
洪烛
说司马迁,就不能不提到《史记》。说《史记》,就无法不想到司马迁。
在陕西韩城参观司马迁祠,听当地人传说司马迁写《史记》,特意写了三稿,针对不同的读者。也就是说《史记》原本有三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写给皇帝看的,为了便于审核通过,难免会说些违心的话。写的时候就换位思考了,站在当朝皇帝的角度,觉得哪些细节或说法皇帝读到会不高兴,就修饰一番,抹去锋芒。所以汉武帝并没发现这部书有骨头或话里带刺,也就没反对公开出版。甚至觉得某些篇章是为本朝脸上贴金,很有面子,于是亲自掏腰包雇人抄写了若干本,发给身边的高官近臣,鼓励大家加强学习。
第二种版本是写给大众的,很注重讲故事,绘声绘色。即使放到今天,也可以当小说看。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喜欢呢?况且敢讲真话,读者不只赞叹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更惊叹于历史还敢这么写,于是争相传抄,彼此借阅。此书的读者数量一下子比其它书多了若干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炒成了畅销书。
直到有一天,某嗅觉灵敏的大臣读到亲戚手中的民间版本,越读越不对劲,怀疑汉武帝怎么会让这样的书通过呢?就小心翼翼地问了。汉武帝命令他把书拿来,重新读一遍,和自己初读过时的印象相比照,发现虽然书名与目录相同,每篇的字数也差不多,但写法有很大差异。尤其就观点而言,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的两本书。甚至都不像是同一个人写的。思想倾向绝对有问题。尤其是涉及自己的段落,多了不少冷嘲热讽。仔细一捉摸:这不是在巧妙地骂我吗?好啊司马迁,我惩罚过你,你记仇也就罢了,可怎么也不该变着花样报复我。立马下令禁止。可惜已来不及了。《史记》虽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因为读过的人太多,大家口耳相传,还是以讲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到了三国时期解禁,很容易就被书生们用文字记录下来。或者,民间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私藏有老版本。重见天日之后,加以翻印,因为曾是禁书反而发行量惊人。
需要说一句的是:《史记》最初无固定书名,有的简单称之为《太史公书》,直到三国时期,这本无名之书才有了合法性的名字,被明确称为“史记”。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史记》,就是第二种版本。皇帝禁得了一时,却禁不了一世。禁得了一世,却禁不了生生世世。江山会改,真正的《史记》却不会改,直今仍坚如磐石。
第一种版本,虽曾受到皇家大力赞赏,反而失传了。皇帝爱看的书,老百姓不见得爱看。谁买啊。没多少人买账的书,自然会自生自灭。
有人会问:你不是说《史记》总共有三种版本吗?第三种版本怎么回事?
第三种版本司马迁是写给自己看的。什么也不顾忌,一点也不掩饰,就跟写日记似的,淋漓尽致。他写这个版本时,不仅早就忘掉了皇帝,也忘掉了所有人,甚至还忘掉了自己。在忘我的状态中铁划银钩,入木三分,渲泄着对历史与现实的真知灼见、真爱真恨。但他深深知道:这部书正因太真实或者说写得太“狠”,而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迟迟不敢拿出来。甚至根本没想拿出来。
如果汉武帝读到第二个版本还只是觉得司马迁“大嘴”,读到第三种版本,肯定觉得他“毒舌”。别说恨不得对他再来一次宫刑,杀他的心都有。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司马迁把第三个版本藏在抽屉里。可他为什么要写它呢?除了一吐为快之外,还是希望有读者的。还是希望这部书能告诉世人:除了你们了解的历史之外,还有另一部历史。或者说历史还有另一面。你们不了解的历史,比你们所了解的历史更残酷、更无情,因而更真实。
与汉武帝相比,司马迁绝对是弱势,弱势个体。他明智地知道不能第二次顶撞汉武帝了,那无异于再次拿鸡蛋碰石头。他写第三个版本,其实心存侥幸:我斗不过你,还活不过你吗?我活不过你,我的书还活不过你吗?他希望霸道的汉武帝驾崩之日,就是这部书见到阳光之时。
可惜,司马迁还是估算错了。他没有活得过汉武帝。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大概在此前三年,司马迁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是他多少年来怎么也咽不下的一口气啊。司马迁含恨死去,《史记》的第三个版本,也就被带进了坟墓里。书是怎么写的、写了什么,和我们熟悉的《史记》有多大的区别、有哪些区别?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我百度了一下,发现网上也是这么说的:“司马迁的《史记》在汉魏期间属于禁书,官民不得自由阅读,即使是王公诸侯亦没有此权利,而且删去《史记》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记》的版本,与司马迁的原稿差别很大。”还特意举了个例子:东汉明帝、魏明帝曹睿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马迁诽谤汉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称,永平十七年某日,汉明帝曾在云龙门召见他、傅毅、贾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询问他们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当有问题。
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只是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的衣冠冢。真正埋葬着其尸骨的坟冢,不知在何处?也许早已被夷为平地?但我相信:地下三尺,司马迁那不屈的魂灵,一定有着最昂贵的殉葬品——第三种版本的《史记》,《史记》原稿的原稿。
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乃至绝望,司马迁才不得不把那无名之书、无价之宝带到另一个世界。是啊,司马迁告别人间之时,还不知道后人会给他的书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史记。自己的名字,也将因这部书的名字而变得更响亮。
洪烛:司马迁为何赞美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 洪烛 - 洪烛
【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塑像】
洪烛
一群作家带着祭祖的心情
向司马迁的塑像鞠躬并合影
端着相机拍照的文学青年
下意识地惊叫:“这尊塑像搞错了?
司马迁怎么有胡须呢?”

他真年轻啊,注意到这个容易忽略的细节
他真年轻啊,把自己的发现
不过脑子就说出来
他提出的问题没让司马迁尴尬
却让在场的作家们尴尬

年轻人,我该怎么回答你呢?

也许这尊铜像,塑造的正是司马迁的原型
那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的形象
读一读就明白了,司马迁天生
就是美髯公、虬髯客那一类人物
胡子很硬,骨头很硬,命很硬
宫刑摧残了他的身体,却阉割不了其灵魂
反而激发出更蓬勃的生命力
否则,哪来那么多后人前来祭拜?

每个时代都有司马迁精神上的传人
你我渴望成为那千万分之一

一位斗士,只要不自宫,就没有谁
真的能解除他的武装
宫刑摧残了司马迁,却阉割不了《史记》
洪烛:司马迁为何赞美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 洪烛 - 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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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墓】
洪烛
被严丝合缝的青砖层层包裹
就像给一张大嘴贴上封条:什么也别说了

好。什么也不说了
“既然不允许说不,我总可以不说。
不说谁不会啊?不说难道比说不更难吗?”

就在整个大地变得沉默之时
奇迹般的,从砖缝里钻出一棵意料之外的树
那么地突兀,而又理直气壮

太史公,你还是按捺不住啊
最后的野性

即使汉武帝再世,恐怕也无力
给这棵挑衅专制的树处以宫刑
它又重新长出来了,甚至更加坚挺
准备再试一试厄运?不,这是在讨还尊严

《史记》,无韵之离骚
绝唱不绝。孤独的史诗在一点点穿透障碍之后
终于找到自己的外一首

真是闲不住啊:昨天还在挖掘黑暗
有了出头之日,仍不放弃
又开始挖掘天空。你是想把天空也掏空吗?
洪烛:司马迁为何赞美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 洪烛 - 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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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家出版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写《司马相如传》,我去陕西韩城拜访司马迁故里的照片,感受大汉往事。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迁是最早给司马相如写传的人。我是最新的一个。我的《司马相如传》刚写到十几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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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在韩城参加纪实文学座谈会

晓云的博客

 6月18日至20日,纪实文学座谈会在韩城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著名作家肖亦农、洪烛、陈亚军、何华、叶临之等作家评论家参加了此次活动。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大家探讨了纪实(传记)文学的写作,也探讨了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对当代作家的启示和意义。 洪烛:司马迁为何赞美风流才子司马相如?(组图) - 洪烛 - 洪烛

  韩城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司马迁祠被人们高山仰止。《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司马迁从年轻时就走遍了祖国大地,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纪实文学作家要深入生活现场寻找灵感,从对历史、现实和人物的真实性入手展开艺术创作,传扬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表现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担当。

  作家们还赴国家文史公园、司马迁祠、魏长城、黄河古渡(鲤鱼跳龙门)的龙门、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韩城著名的党家村等地参观,了解。

具备厚重历史的韩城,也有现实的巨大发展,韩城市委宣传部为自己城市确定的宣传口号为:“史圣故里 黄河特区”,看起来十分准确,韩城果然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美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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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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